1935年残冬，在高安县城，十几名保安队员，将一个红军游击队班长五花大绑，押往凤凰池附近一个荒坪上枪杀，临刑前敌人问他有什么话要交代。他大义凛然，斩钉截铁地说:“不用再耍花招了，你们杀吧!杀了我的头，不过碗大疤，二十年后又是个好后生。”

他，就是高奉边红军游击队班长余维新。

1934年“六、七月事件”后，红十六师四十七团八连被敌人打散，与部队失去了联系，指导员汪克明带领几十名战士和伤员进入华林山区打游击。余维新也是被打散后上华林山的，并编入了汪克明组建的高奉边红军游击队，担任班长。长源郑家后面一座高山——闵家岭，是高奉边红军游击队经常会集的地方。山上搭有供游击队和伤员休息、隐蔽的茅棚，余维新带领一个班的战士，负责对这里的警卫。除了值班放哨，他还经常到山下郑家村做群众工作，所以这里的群众个个都认识这位二十多岁的红军班长。

1935年3月的一天，伍桥地区的恶霸地主何祖烈之子何玄弟，领着几十名保安队员到华林闵家岭搜山。那天余维新和几个战士正在山下值班放哨，发现敌人来搜山，准备开枪射击，但仔细一看，走在敌人队伍前面的都是他很熟悉的郑家村群众，他立即朝天鸣枪报警。

敌人听到枪响，慌忙开枪还击，密集的子弹朝枪声方向射来，余维新不幸膝盖骨中弹受伤，不能行走，同他一起放哨的战士见状背起他就往山上跑。眼看敌人离他们越来越近了，余维新从背他的战士身上挣扎开来，以命令的口气说:“为了党的事业，为了保存革命力量，你们先走!”说完把自己携带的一支手枪交给了战友。战士们恳求：“宁愿一起牺牲，也不能丢下余班长!” 眼看敌人就要追上了，经余维新再三劝说，战士们只好含着眼泪往山上跑，这几个战士终于脱险，山上的游击队员听到报警枪声后也安全转移。

余维新被捕了，保安队把郑家村的群众一个个抓到闵家岭碉堡前，站成一排，要余维新说出哪个人为游击队做过事。对余维新来讲，郑家村的老老少少都熟悉，都为游击队做过事。因为余维新清楚地知道，在敌人搞移民并村、封山锁道，给游击队造成很大困难的岁月里，是他们，人迁居在山外，心却在山内，时刻惦记着被困在山上的游击队战士，一有机会就千方百计把军用、生活物资捎给游击队；是他们，利用进山耕田的机会，给游击队送饭、送盐、送药。

在敌人面前，余维新态度坚决地说:“不认识他们!”敌人从余维新口中未得到任何东西，就转向被捆绑的群众，问是否认识余维新，群众的回答也是“不认识!”敌人无可奈何，只得把群众放走。

后来，余维新被押解到高安县城，敌人用踏杆子、上雷公尖、灌辣椒汤等多种酷刑，逼他供出游击队的下落和支援过游击队的群众，得到的却只有怒骂和痛斥，敌人无计可施，把他杀害在凤凰池。

郑家村群众得知余维新被害的消息，无不痛哭流泪，他们化悲痛为力量， 继续积极地支持红军游击队，打击敌人，使高奉边游击队在华林山区一直坚持到第二次国共合作，下山改编，开赴抗日前线。